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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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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30 17:51: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
来源:孔子研究作者:何发甦 2016-11-29 14:53
  摘要: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汉代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班固则有孔子删《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观点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学术在因循与怀疑之路途中得以演进。

  关键词:孔子;《尚书》;《书序》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李学勤先生指出,从清华简来看,现在不能证明,也不能反对孔子编百篇《尚书》之说。此类问题的再研究,其出路何在?刘家和先生在对清儒经学研究的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研治经学的真工夫以及从事经学研究的路数,“恐怕还要一边下在小学一边下在史学上”。姜广辉也指出了传统经学研究变换切人研究角度的必要性。拙文拟遵循学术史的路数,主要以《四库全书·经部·尚书类》为线索,就汉唐至于宋元明时期学者们对于此一问题的讨论作出纵向的梳理,分汉唐与宋元明两个阶段论述,两个阶段就主要学者之观点作出梳理,试图描绘出观点嬗变与学术演进之迹。

一、汉唐时期:孔子编次《尚书》与作《书序》共识的形成

  关于孔子是否删次《尚书》及作《书序》这一问题,《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千古悬案。到了汉代,孔子与《尚书》之关系有了明确的说明。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而到了班固,则有了孔子删《尚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尚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尚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似乎并无异议。

  东汉经学家马融、郑玄,三国魏经学家王肃皆认为“《书序》孔子所作”。今传《十三经注疏》中《尚书序》即《大序》,其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大致反映了魏、晋学者的看法,即孔子整理删次《尚书》为百篇,“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至于《书序》,《大序》又云:“《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则似乎未明确作序者。

  至于唐代,这一看法成为传统。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阐述了其对孔子与《尚书》关系的看法,其云:“余今所撰,务从易识,援引众训,读者但取其意义,亦不全写旧文,典籍之文,虽夫子删定,子思读诗,师资已别,而况其余乎?”又云:“《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陆氏明确认为孔子删《尚书》为百篇并为之作《书序》。孔颖达亦明确指出孔子整理《尚书》编成百篇;整理体现为“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孔颖达又明确指出孔子作《书序》,“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诗序》,孔子亦作《尚书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安国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己之总述亦谓之序;事不烦重,义无所嫌故也”。

  在唐代的历史学家中,依旧是传统的看法,魏征等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云:“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又《尚书》类序云:“《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由此可见,魏征等人亦以为在孔子删《尚书》编成百篇并为之作《书序》,这代表了初唐人的意见。在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那里,仍然是这种看法,其于《史通》内篇论“六家”中就《尚书》家论之云:“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综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又云:“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増益也。”又在外篇“古今正史”中云:“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缪,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属。”显然,刘知几也认为孔子删《尚书》定为百篇,作《书序》百篇。然而刘氏在分析《尚书》之内容时批评该书失于为例不纯,有非圣人之疑,在评价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方面有其独特性。刘氏的这种批评,放在整个学术史的背景下思考,应有较重要的意义。汉唐经学家、史学家中,我们似乎很难发现对孔圣人的工作提出批评的人。宋以后疑辨思潮渐起,亦体现在疑辨《尚书》上。这样看来,刘知几有首倡之功。而此思想渊源,似应追溯到王充,其《论衡》八十五篇,以“疾虚妄”和“征实”为指归,就批判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古圣先贤之说。

二、宋元明三代:编次《尚书》之说的主流地位与“异说”的兴起

  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之关系方面,反对的意见不约而同地占上风,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否定孔子作《书序》。

   (一)怀疑孔子编次《尚书》与否定孔子作《书序》

  汉唐注疏学受到刘知几特别是中唐以来疑经辨伪思想的影响,自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学术风气大变,出现怀疑注疏乃至经书,以及探求义理的普遍倾向,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考据学派,无不具有怀疑精神,宋代的思想学术也因此呈现出新的面貌。具体到疑辨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上来说,由于《尚书》本身的纰漏以及《书序》本身的问题,朱熹的论述一反传统,既怀疑孔子删次《尚书》又否定孔子作《书序》,显得颇为特异。

  朱熹之后,持其说更坚定者,又有明代学者梅鷟。梅鷟撰《尚书考异》,此书辨伪世传《孔安国古文尚书》,有剏始之功。其书卷一“汉书艺文志”条云:“今按《汉书》与《史记》异者数处:‘古文经四十六卷’,《史记》无此句;‘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史记》无此句;‘鲁共王坏宅,以书还孔氏事’,《史记》不载;‘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史记》不载;‘二十九卷’,《史记》作‘二十九篇’,盖一篇为一卷也。《汉书》与《史记》不同者若此,宜从《史记》为当。然百篇之序,《史记》班班可见,但孟坚以为孔子为之,晦翁不可也。”又卷一“朱子语录”条其所云补充朱熹之说曰:“《小序》在于二十九篇之数,又《史记》班班可考,孟坚以为孔子所作,则因其流传之久故也,是则虽非孔子亲笔,然先秦战国时讲师所作无疑。”又卷一“孔安国尚书序”条云:“既曰‘言大道’‘言常道’‘历代宝之,以为大训矣’,又曰‘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则于‘言大道’者尽见删去,于‘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于‘历代所宝,以为大训’者亦为宝非其宝,而不足以为训,所可宝训独二典耳,岂夫子信而好古之意哉?程子觉其言之失,遂为之分疏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非常道,圣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记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审如程子之言,则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读,疏稗并蓄,此又不通之论也。先儒又觉此言不足为之分疏,则曰‘《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录,必非伪妄,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亦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盖亦疑而不之从矣。殊不知吾夫子之赞《易》也,虽穆姜之言亦在所取,况八卦之说,岂忍尽刊?诵《诗》也,虽鸟兽草木之名亦贵多识,况九州之志,岂忍尽除?谁谓圣人之闻孙也,而有如此立论哉?”总而言之,梅鷟认为,孔子信而好古,不曾删《书》孔子没作《书序》,“虽非孔子亲笔,然先秦战国时讲师所作无疑”。

   (二)肯定孔子编次《尚书》与否定孔子作《书序》

  就在朱熹、梅鷥等人怀疑孔子编次《尚书》与否定孔子作《书序》的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对孔子编或删《尚书》说未有质疑,而对孔子作《书序》说,则多加否定。

  北宋人史浩《尚书讲义》卷一言及《书序》曰:“此书序也,班固谓先圣孔子作,凡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必有史氏纪其所作之由,孔子取史语裁为法度之言,以信后世,虽谓之孔子作可也。”关于《书序》之作的解说,虽认同班固之观点,但对《书序》之最初创作者作了说明,认为孔子就像整理《尚书》正文一样整理了《书序》。

  蔡沈似乎对孔子删《尚书》之说持存疑态度。“九峰蔡氏曰:‘今按《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录,必非伪妄,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

  而金履祥撰《尚书表注》,其书序云:“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后,经师私相传授,其间岂无传述傅会,所以《大序》不类西京,而谓出安国,《小序》事意多缪经文,而上诬孔子。”《尚书表注》卷上在《尚书序》后金氏注曰“《前汉书》言张霸采《左传》、《书叙》作书首尾,《后汉书》言卫宏作《诗序》。卫宏之云,朱子尝引之以证《时序》之伪矣,独《书序》疑而未断。方汉初时,泰寄且有伪书,何况《书序》之类?且《孔传》古文其出最后,则附会之作有所不免。若《书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谓非附会者。盖孔鲋兄弟藏书之时,上距孔子殁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论诘》、《孝经》《论诘》既有子曾子门人所集《孝经》又后人因《五孝之训》而杂引《时》《书》、传记之语附会成书,何为古缺三字?是夫子旧本,则其为齐鲁诸儒次序附会而作序,亦可知也。”(案“朱子尝引之以证《时序》之伪矣”之“时”当为“诗”之讹,下同《论诘》之“诘”当为“语”之误)于此,则金履祥认为《书序》为齐鲁诸儒次序附会而作。

  马端临云:“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是马氏似乎同样认同孔子编次删《尚书》之说。关于《书序》,马端临在“经籍考”《尚书》类前引录孔安国“《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后注云:“详此章虽说《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而未尝以为孔子所作。至刘歆、班固始以为孔子所作。”则马氏并未认同孔子作《书序》说。

  吴澄曾受教于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门人程若庸,撰《书纂言》,在所列晋梅赜所奏上所谓古文书二十五篇篇名后,吴澄云“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为卷袠以别于伏氏之书,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复合为一,以置诸后,孔氏序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闻之先儒云耳”;其书卷一云:“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伏羲始画八卦,黄帝时苍颉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书者,谓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书其言动。尧、舜以前世质事简,莫可考详。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所纪录,定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初盖百篇。”则吴澄同样认为孔子删定《尚书》为百篇;对《书序》的看法应与朱熹诸儒一致。

  董鼎撰《书传辑录纂注》,其卷首上云:“愚谓帝王之书,历代所宝,天下家传人诵之。人生八岁人小学,教之以《诗》《书》六艺之文,即此书也。盖自孔子以前则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于天下,亦未肯止于刚(案:当为“册”之讹)《诗》定《书》而已。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后始及于此。所以断自唐虞讫于周者,盖以前乎五帝为三皇,世尚洪荒,非后世所可考,后乎三王为五伯,习尚权谲,又非圣人所忍为,故惟自唐讫周而百篇之书定。自是诵习者简要而不繁,举行者中正而无弊,此夫子之意也。”其书卷首下有一段解说《书序》的文字:“汉刘歆曰‘孔子修《易》序《书》’,班固曰‘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于见存之篇,虽颇依文立义而识见浅陋,无所发明,其间至有与经相戾者,于已亡之篇则依阿简略,尤无所补,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顾世代久远,不可复知。然孔安国虽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尝以为孔子所作,但谓‘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与讨论坟典’等语隔越不属,意亦可见。今姑依安国壁中之旧,复合序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于下云。”(《书传辑录纂注凡例》对此似乎未作出说明,《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已注明为《集传》辨《书序》之文,应为蔡沈所云。据其自序所言,则董氏观点与朱熹、蔡沈一致。因此,此同时能代表董氏之看法)则董氏认为:其一,孔子定《尚书》百篇;其二,《书序》非孔子所作。

  陈师凯撰《书蔡传旁通》,其卷一(上)在解说“详此章,虽说书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未尝以为孔子所作,至刘歆、班固始以为孔子所作”文句云:“《汉书·艺文志》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志》乃班固所删刘歆《七略》中语也。又案‘古《周书》七十篇,孔子所删去者’。而今每篇亦皆有序冠其篇首,则知百篇小序决非孔子所作矣。”陈师凯在卷六(下)同样论及《书序》问题曰:“《小序》虽出孔壁,然非孔子所作,蔡氏固不取之,犹存于卷末者,以其具百篇之目故尔。隶古本文自《尧典》第一至《秦誓》五十八中间,《禹贡》、《汤誓》、《泰誓》不复更端,今虞、夏、商、周各有第一者,后人所次尔。今因《小序》次第其目,庶可一览而见百篇之旧,因以知存亡之相半云。”显然,陈氏认为孔子不曾作《书序》。

  王天与撰《尚书纂传》,据其自序与刘辰翁、彭翼夫为此书所作之序及《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是书大旨以朱子之学为依归。其卷一《尧典》篇序后云:“按唐孔氏谓‘书序马融王肃并云孔子所作'至朱子则以为非,又云‘相承已久,未敢轻议,且附经后’,今是编姑从汉孔氏,引之各冠其篇首云。”虽其编排从汉孔氏,则于《书序》之作者,其意见可能与朱子一致。

  刘三吾等奉勅撰《书传会选》六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纠正《蔡传》凡六十六条,大体仍准依之,其所论孔子与《尚书》、《书序》之关系,观点亦大略与蔡氏一致。明胡广等奉勅撰《书经大全》十卷,据《四库全书总目》云‘其专主蔡传定为功令者,则始自是书”,其说实亦非广等所自纂,大旨本二陈氏,一为陈栎《尚书集传纂疏》,一为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纂疏》皆墨守《蔡传》,《旁通》则于名物度数考证特详,虽回护《蔡传》之处在所不免。关于孔子与《尚书》之关系,据《书经大全》原序,胡广等诸人与刘三吾等奉勅所撰《书传会选》于此方面所引文献相同,观点亦无异。

   (三)肯定孔子编次《尚书》与作《书序》

  在出现怀疑孔子编次《尚书》与否定孔子作《书序》的同时,肯定孔子编次《尚书》、作《书序》的学者也大有人在,甚至有人直接说孔子著《尚书》。宋郑樵云:“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著《书》断自唐、虞,而纪年始于鲁隐,以西周之年无所考也。”郑氏注重著书会通之义,认为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仲尼著《书》断自唐、虞”,著之义,当是记载、撰写,可见郑樵认为孔子著《尚书》。

  林之奇于《尚书全解》序云:“《书》孔子之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书》之多寡不可得而见。《书纬》云:‘孔子得黄帝元孙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近取远,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为简书。’此说不然,古书简质,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坚《艺文志》于古今书外,又有《周书》七十一篇。刘向云:‘周时号今,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于周时所删去者才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谓有三千余篇,非也。”此虽否定《书纬》关于《尚书》篇数目,但林之奇同样认为孔子删《尚书》定为百篇。

  吕祖谦撰《书说》,门人时澜增修之,其《增修东莱书说原序》中云:“周室既东,王迹几熄,流风善政犹有存者,于横流肆行之中有闲见错出之理。辨纯于疵,识真于异,此其门邪?仲尼定《书》历代之变具焉。由是而人,可以睹禹、汤、文、武之大全矣。”是其皆以为孔子定《尚书》。

  夏僎撰《尚书详解》,其解《尚书序》中“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文句云:“坟典之书,传之既久,不无杂乱。孔子讨论而整理之,上去三坟及五典之书,断自唐、虞,独取二典,讫于有周,其间有杂乱难考之处,皆芟除之,而使至于平夷;浮华无实之言,皆翦截而剔去之,但举其宏纲,撮其机要,以垂示后世,用以教人耳。纲网之索谓之宏纲,则言举大纲而众目张;机弩之括谓之机,则言撮机括之至要,非泛而无统者也。惟举其大纲而撮机要,故上自唐、虞,下及商周,历世最久,历君甚多,而典、谟、训、诰、誓、命特百篇而已。大抵孔子定《书》皆所以发明张大二帝三皇至治之要道,以为后世人君出治之轨范。轨则如车之有轨,见其所行皆由是;范则如器之有范,见其所为不能外。是惟吾夫子用意如是。故百篇之书,其间所载二帝三王之制作,坦易明白。后世可举是而见于有行,宴非可言而不可行者。惜乎出非其时,言不见用。百篇之义第传之三千弟子而已,不获推而行之。”其解“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文句,也是顺着其意加以阐释的,并未指明作序者为何人。所以夏僎亦认同孔子删定《尚书》百篇之说。

  钱时撰《融堂书解》,其书卷二解说《大禹谟》之序云:“孔子序《书》独何所见?首言‘皋陶矢厥谟’,次言‘禹成厥功’,特断之以‘帝舜申之’之一语。嗟夫!非圣人安能如此观书,安能脱去篇章名字,独出真见?断定圣经,如此其的哉!……孔子深探此旨,不徇篇次名义,直书‘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以明大禹皋陶谟益稷之所由作,此一申字,如天地造化摹写不可形容之妙,岂后世依经解义所能及其万一哉?”由此观之,钱氏以为孔子编次《尚书》并作《书序》。

  魏了翁撰《尚书要义》,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其书为资料汇编性质,然其标题同时也反映编者之观点,如其书卷一为《尧典》篇,其第五目次为《书序》孔子所作”下即引用孔颖达正义之“要义”,认同孔颖达之意见。

  陈经撰《尚书详解》,《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尤近于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说,殆傅金溪之学派者”。其卷一解说《尧典》篇题云:“夫子赞《易》自伏羲而下,定《书》自唐虞而下,莫不各有其意。然则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帝、髙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则二帝而上盖有书矣。夫子断自唐、虞者,盖二帝而上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其事则朴略而未备,暨乎尧、舜继作,人道始备,可以为百王之冠,后世之所取法,故《书》首二典。观《论语·尧曰篇》尧曰‘咨尔舜’而下,是皆夫子斟酌帝王之道,可以通行于天下后世者也。知《尧曰篇》之所载,则知夫子所以定《书》之本旨矣。”又其解说《尧典》篇序云:“此夫子之所作也。《书序》,序所以作书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又云“吾观尧自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在位七十载,其国家有大政,事非一端而足,而作史者特以一篇尽其平生之所为,而夫子序《书》,又以四句而该尽一篇之义。呜呼!辞约而义尽也如此哉!”此或颇能代表心学家于孔子与《尚书》之关系方面的观点:其一,孔子定《尚书》,有其本旨;其二,孔子为《尚书》各篇作序,“辞约而义尽”。

  陈大猷(东阳人,非都昌陈大猷)所撰《书集传或问》书卷上“或问尧典为虞书阙疑何也”辩驳曰:“孔氏以《尧典》为虞史所追录,故谓之鎮书》。按《左氏传》引《舜典》、《大禹谟》皆云‘《夏书·舜典》亦载舜陟方乃死’。窃意《舜典》、《禹谟》乃夏史所追录,故夫子未正之先,止谓之《夏书》,《舜典》为《夏书》,则《尧典》为《虞书》明矣。今《舜典》、《禹谟》之为《虞书》,则是夫子所正也。夫子既正《舜典》、《禹谟》为《虞书》,安得不正《尧典》为《唐书》乎?夫一代之书必当题一代之名,班固作《前汉史》于后汉时,止谓之《前汉史》,未尝题为《后汉史》也;陈寿作《三国志》于晋时,止谓之《三国志》,未尝题为《晋志》也。况夫子断自《尧典》以为百篇之首,岂应独仍其旧而不正其名哉?意必有舛文也,或谓《尧典》《舜典》《禹谟》皆谓之《虞书》以见三圣守一道。夫三圣守一道,岂以是见哉?此则不必辨。”观其所作辩驳,我们可以看出,宋氏同样视《尚书》为孔子所正,其书百篇。胡士行撰《尚书详解》,其书原序云:“《尚书》,史官所纪,孔子删之,始皇烧之,孔襄藏之。”胡士行所解《尧典》小序认为“此孔子序述一篇之大旨也”。由此,则其认为孔子删《尚书》,作《尚书》各篇序,无疑。

  许谦撰《读书丛说》六卷,其书卷一曾作考论云:“自尧至襄王六十五君,尧元年至襄二十八年历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书;以亡书考之,亦惟沃丁、大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书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余岂无出号令纪政事之言?盖皆孔子所芟夷者。纬书谓‘孔子求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其言未必实,然有书者不止二十三君则明矣。愚尝谓圣人欲纳天下于善,无他道焉,惟示之劝戒而已。故孔子于《春秋》严其褒贬之辞,使人知所惧,于《书》独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贬辞多而褒甚寡《书》则全去其不善独存其善也,虽桀、纣、管、蔡之事犹存于篇,盖有圣人诛组其暴虐,消弭其祸乱,独取于汤、武、周公之作为,非欲徒纪其不善也。至于羿浞之篡夏,幽厉之灭周,略不及之。观此,则圣人之心可见矣。”则许谦也明确孔子以其标准删定《尚书》。

  黄镇成撰《尚书通考》,其卷一“壁藏异记”条也认定孔子定《尚书》为百篇。王充耘撰《读书管见》,其卷上论“《尧典》谓之《虞书》”条中同样可以看出其认同孔子定《尚书》之说。

  朱祖义撰《尚书句解》,其卷一解说《尧典》篇曰:“《尧书》谓之典,孔氏曰‘五典,言常道也’,是以典训常,盖谓一书之中所载皆尧之常行也。《尧典》于篇次实居第一,然篇次之数非孔子之旧,乃安国所定,何以知之?孔子所作《书序》《舜典》之后,有《汨作》一篇《九共》九篇、《稾饫》一篇,其十一篇,而后乃《大禹谟》《尧典》既第一,《舜典》既第二,又如此十一篇,为孔子所定,则《大禹谟》当第十四,今乃云第三,是知篇次之数安国所定。”又解说《虞书》“书名”云:“尧,唐帝也,书应谓之《唐》,今云《虞书》者,盖其初《尧典》实题为《唐》,《舜典》实题为《虞》,《禹谟》实题为《夏》今三篇俱谓之《虞书》者,非史之旧,乃孔子定书之后序正也。何以知之?《左传·庄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僖二十四年》引《夏书》曰‘地平天成’,《襄二十八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庄襄之时夫子未序正,《禹谟》实谓之《夏书》,则《尧典》于孔子未序正前亦谓之《唐书》明矣。虽然,孔子于三圣之书虽不仍旧贯,而必为之序正,不俱谓之唐,不俱谓之夏,必谓之虞者,盖尧授舜、舜授禹,三圣相授,实守一道,故序正其书,使同其题号者,书同则道同也;夫舜上承于尧,下授于禹,以虞名书则上可以该尧,下可以该禹,三圣之道混然一致,略无间断,夫子之意顾不深欤?”又于《尧典》篇序后解云:“《书序》本自作一篇,列于百篇之后,郑玄、马融、王肃皆以为孔子所作。然观其领略大意,而尽于数言至于一字不可增损,盖圣人之文,非吾夫子莫能为也?本在百篇之后,今冠于每篇之首者,安国之所分也。”由上观之,朱氏于孔子与《尚书》之关系方面认为,孔子拟定篇名,编次《尚书》百篇并作百篇《书序》。

  马明衡主王阳明之心学,撰《尚书疑义》,在于发明圣人之心。马氏认为《尚书》为孔子所述,其论之云:“《尚书》载二帝三王之绩,历世自唐虞讫于成周,上下千有余年,圣人不可作矣。由今可以见其行事之实者,独頼是书焉耳。先儒谓《书》以道政事,夫《书》言政事固矣,要其至而言之,岂道政事而已哉?古者圣人穷而在下,则以其道立言训后世,如吾夫子之所述是也;达而在上,则以其道立政淑当时,如二帝三王是也。”

  王樵撰《尚书日记》,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大旨仍以蔡传为宗,也在探求“圣人之心”。其书卷一亦言及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书》自《禹贡》以后每篇各记一事,独典、谟所载不伦,而五篇体制相似,盖出于一人之手。唐、虞、夏虽曰异代,实相去不远,舜史记尧事,禹史记舜事,不应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纪载出于虞史,而绪成于夏启以后史臣之手;稽古等语夏史所加也。《春秋传》多引为《夏书》,据所成也。孔子定为虞书,原所作也,且曰:‘虞则上可以该尧,下可以该禹,三圣相授受之渊源于是备矣。’”自亦认为孔子定《尚书》。

  陈第撰《尚书疏衍》,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是书因宋元诸儒疑古文伪作而作,其书卷一“引书证”条云:“昔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删其善者百篇,与《诗》、《易》《礼》《乐》并行,以教后世。”陈第亦认同孔子删《尚书》之说。

三、结语

  自前汉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后汉班固则有孔子删《尚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尚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尚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还是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

  汉唐因循之路为何转到宋元明怀疑之途?杨世文先生以为宋代经学变古缘起于三股新思潮:一是以刘知几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一些儒家经传提出疑问;二是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新经学运动开创了“舍传求经”的经学新方法;三是以韩愈、李翱、柳宗元为代表对儒学理论体系的重建。这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怀疑辨伪思想应该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传统,这条思想路径一直并未中断过。

  孔子在回答子张学干禄时曾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孔子又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孔子对文献取“多闻阙疑”的审慎态度。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且不论孟子之诠释内容,但于此也可见其疑辨之精神。由存疑到疑辨,也是一种学术精神的演进。司马迁作《太史公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其对古文献的辨伪,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书籍的名称、作者、年代真伪的考辨;二是关于书籍内容诸如事实、论说真伪的考辨。这自然体现了史学家司马迁的辨伪精神。而王充的辨伪思想与成就更为突出与集中,唐代刘知几的大胆疑古惑经,就是以王充及其《论衡》相标榜的。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伪甚于辨伪,至隋及初唐,则信伪甚于辨伪,但疑辩精神并未真正消失。可以说,唐代中后期的辨伪,揭开了辨伪学在宋代更广泛、深人发展的序幕。故而从学术演进内在理路看,疑辨精神一直在推进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具体到孔子与《尚书》关系问题的争论上,我们说“汉唐因循之路”与“宋元明怀疑之途”也是大体而言的,其中因循中有怀疑,怀疑中有因循,只是前者因循为突出学术特色,而后者怀疑为主要学术特色而已。这是就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来看的。

  这种疑辨传统的影响是宋代疑辨之风兴起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孙钦善先生指出,主要原因还是宋代社会本身政治之“古为今用”的社会需要与古文献学“新见冲破旧说”的需要。这种“新见冲破旧说”的需要与疑辨之学术思想传统,应该是就学术本身而言的,是内在的因素,而宋代社会“古为今用”之社会政治需要则属于外在因素。这种内在的因素与外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则自然形成了宋代之疑辨风气。皮锡瑞视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应该是指这种现象。元明为经学积衰时代,“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可见宋代学风形成之后,递延至元明,直至清代“经学复盛时代”,学风又为之一变。这自然与内、外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关。就清代与近现代学者对孔子与《尚书》之关系之争论,笔者拟另文述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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