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人撰写的与关学思想史相关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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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认识都存在不少缺陷。现代学人撰写的与关学思想史相关的论著，较早见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然而该书把关学史仅限定在张载及其弟子的学说，对南宋及其后的关学学人少有问津。八十年代中期，陈俊民出版了《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一书，这应算是对关学史的较为系统的研究，该书提出许多新见，对于关学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不过该书虽属关学思想的通史，但却失之简略，并将关学史“终结”于明清之际的李颗，有清一代的关学思想史则付之阙如。这是此前关学史研究的状况。

　　2015年1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刘学智、方光华为总主编的大型丛书《关学文库》，其中有刘学智教授自著的《关学思想史》一书，以54万字的篇幅，对关学思想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举纲张目，条分缕析，使自张载以来的关学思想史得以清晰地呈现，填充了现代学人关学思想史研究的空白，亦弥补了传统关学思想史研究的不足。该书是中国学术史上首部系统且有深度的《关学思想史》。也许正因于此，该书在未出版之前，已获得国际儒联、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第五届“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征文奖”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对该书的特色加以介绍。

　　一、关学内涵的准确界定

　　作者首先立足于充实的关学文献资料和关学思想事实，对学界关于“关学”的界定进行了梳理，指出目前学界对“关学”有三种代表性的看法，一是认为关学是历史上的“关中之学”二是认为关学是张载及其关中弟子的学说；三是认为关学是由张载创立并在陕西流传的“关中理学”作者对这三种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将关学界定为“关中之学”其着重于地理的特征，它把历史上关中的史学、文学等都包括其中，失之宽泛，且无时代的限定（宋代以来），也无学术思想性质（理学）的揭示，所以是不准确、不严谨的。第二种，将关学视为张载及其关中弟子学说的说法，这一说法既忽视了张载思想在其后关中的传承发展，也忽略了张载思想对其后理学思想发展的极大影响，因而是难以成立的；第三种说法比较合理，但是要做具体分析。作者指出，从广义上说，关学是指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流传的理学学派；而狭义的关学，则指张载及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作者虽然对关学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界定，但不难发现，作者是倾向于狭义的关学的。在作者看来，关学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中之学，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般关中理学的统称，而应指由张载创立并在其后的发展中“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作者对关学内涵的界定，符合关学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是比较合理的，既有助于学人对关学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也有助于学人正确认识关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不过，从全书来看，作者既从广义上展现关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又更注意把其狭义的关学概念贯穿于书中，从而使张载以来的关学文化精神得以鲜明地呈现。

　　二、关学思想的真正通史

　　当关学的内涵得以较准确地界定之后，对其外延的把握也就有了可资遵循的“准则”于是传统的关学也就可以划定其时代范围。关学作为宋代以后的关中理学，其发展当是与宋明理学的发展相终始的。所以，关学的时代当指自张载之后的关中理学；由于关学从内涵上说，应该是张载及其后发展中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这样研究的重点就更为突出，那些与张载思想或关学学脉联系不大的理学学者，也就不在研究或重点研究之列了。这样，作者限定的关学史下限及其学人，既不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认为的“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北宋后之关学学人被排斥在关学史之外；也不是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所谓的到“明清之际关学”已“终结”并以李颗为下限。作者认为关学事实上已延至清末民初，“以长安柏景伟、三原刘古愚，以及蓝田牛兆濂，为关学下限是较为合理的”这样，关学史就应始于北宋的张载，经元明清的发展演变而转型于清末民初的牛兆濂，历时八百余年。

　　《关学思想史》对八百余年各个时期关学思想进行了深人研究，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学思想通史。表现在：

　　(一）历述了八百余年关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该书认为，关学开宗，肇自北宋的张载。金元时期关学处于低谷，但因许衡在关中传播程朱之学，关学遂在与程朱之学的相融互动中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关学此时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个转向，即关学在金元后融人理学的大潮中，通过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并存互动而得以传播和发展。明代关学出现多元发展的趋势，先后有以王恕为代表的三原学派、吕柟等为代表的河东之学的流传，继有南大吉在关中传播的阳明学。至晚明万历、天启年间，冯从吾则把明代关学推向峰巅。冯从吾既尊濂洛关闽，又有鲜明的心学倾向。明代关学学人虽然倾向有异，但关学躬行礼教、笃实践履、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则始终得以承传。清初以李颗独领风骚。李颗受心学影响较大，而大约同时并起的王建常则转向主程朱，之后李元春、贺瑞麟以迄牛兆濂，前后一脉相承，以程朱为学，以横渠为宗，沿着此一进路，演绎出清代后期的关学。作者对关学史的上述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合乎关学思想发展的实际。该书通过具体可靠的资料分析，有力地证明了关学有史，证明王心敬所说的“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关学续编序》）是历史的真实。

　　(二）详析了二十多位关学学者的思想特征。该书不仅宏观地描绘了关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长卷，还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二十多位关学学人的思想及其特征。这些关学学人主要有：宋代的张载及其弟子吕大临、李复；金元时期的杨奂、杨恭懿，明代的王恕、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薛敬之、吕栴、南大吉、冯从吾、张舜典和王弘撰；清代的李颗、王建常、李柏、李因笃、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刘光寶和牛兆濂等。其中对张载思想的分析最为周详，约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通过对张载思想的研究，作者概括出其基本特征是：性道合一，学政不二；躬行礼教，笃实践履；经世致用，崇尚气节。认为关学的传承，不仅表现为学术思想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关学精神和宗风的传承。

　　(三）梳理了学派之间的学术交往。笔者认为关学在与异地学派的交往中，发生了学术思想的互动与交融，所以，该书也特别注意考察关学学派与其他学派、学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注意考察这些学派或学人对关学的思想影响。书中通过吕栴与邹守益，杨爵与阳明学者罗洪先、钱德洪，冯从吾与东林学者，顾炎武与李颗、王弘撰等人的交往，展现了关学与异地学派的交往与互动，正如作者所说“关学的发展离不开所处时代的学术背景和思想环境，也离不开与异地学者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关学学者正是在与异地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中不断完善自我，从而为关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使关学能够及时对思想界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回应。”在分析这些交往的过程中，作者也对一些流行的观点进行了辨析，比如在分析宋代关学与洛学的关系时，作者针对以往流行的在张载逝世后关学出现“洛学化”的说法，通过对吕大临、范育、苏晒等人与二程思想及交往关系的深人研究，认为关、洛之间虽有相互的影响，但并未使关学“洛学化”。再如，在清代颜李学派与关学的交往中，颜李学派的李燦曾两次来陕西讲学。他曾不无自豪地给王源说“今岁游秦，李二曲门下士，皆以颜先生之学为然”。经作者研究，认为这纯属“夸大”之词，不过他也承认“颜李之学对二曲弟子的影响应该是存在的”。作者认为，这正说明关学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

　　三、关学研究的方法启示

　　在《关学思想史》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界说自己的研究方法，然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该书对关学思想史的研究至少遵循了以下四种方法：

　　(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作者既概括出北宋关学开创、金元时代关学衰微、明代关学中兴、清末民初关学转型的宏观发展线索，又对重要关学人物的思想刻画人微。比如对于关学鼻祖张载的研究，作者在多年张载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张载不是“唯气论”，而是重在讲价值论和道德心性论。所以作者除了阐述张载“太虚即气”的自然观和“一物两体”的辩证法之外，更以较大的篇幅分析“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的人性论“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心性论，以及“穷神知化”“天人合一”的境界论，深人地阐发了张载“贯性与天道为一”的思想体系。作者在这里坚持的正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从而使该书对关学思想的研究“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二）恒常与时变相结合。作者认为关学传衍发展的过程相当复杂：既有师承的直接接续，如张载与“三吕”，又有思想上的间接承传，如三原学派；既有学脉上的一贯性，又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相对的特殊性；既有学术思想的传承，也有关学文化精神的传承等。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诸多关学学者，既坚守张载关学“性道合一，学政不二；躬行礼教、笃行实践；经世致用、崇尚气节”的宗风，又在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明代关学有学宗程朱又修正程朱的以王恕为代表的三原学派，有传承河东薛瑄之学的吕柟之学等，又有受阳明心学影响的冯从吾、张舜典等。尽管如此，关学的文化精神、实践品格、情操气节则在关学学人身上一以贯之。

　　(三）义理与考据相结合。如果用“义理”指代关

　　学思想的话，“考据”可以说是对关学文献的研究。该书坚持论从史出，不作无稽之谈，把考据与义理分析相结合，是作者坚持的基本方法。如，为了证明“躬行礼教”是关学的学脉或宗风，作者引证了张载的《经学理窟》、《张子语录》，司马光的《哀张子厚先生》，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丰富的文献资料加以论证。再如，为了纠正以往学界所谓的关学“洛学化”的误解，作者除了利用《二程遗书》、《宋元学案》等文献外，还从《皇朝文鉴》和《国朝二百家名贤文》中发掘出了吕大临的《克己铭》和《与程伯淳书》来论证。坚持义理与考据相结合，使该书对关学思想史的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四）思辨与体验相结合。对关学学者哲学范畴的阐释、哲学命题的论证，无不依靠于思辨；但对关学学者修养工夫和人生境界的说明与描述，则无不依靠于体验。作者自言对关学思想史研究的动力来源于关学学者精神气象和节操风骨的感召。其实，这种感召之所以发生，缘于作者对关学学人修养工夫与心灵境界的内在体验。作者对张载“天人合一”境界论和薛敬之“存心”工夫论的细致阐述，无不得益于这种内在体验。坚持思辨与体验相结合，使该书成为真正的具象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

　　综上所述《关学思想史》是一部深造自得、取精用宏的上乘之作。该书无论是对关学思想研究的推动，还是对关学思想普及的促进，都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所谓“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造气，气造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参见本书“张载”条）。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较少。三吕的主要著作有《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这些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忽必烈建元之后，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是也。这种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很难再登堂入室。这个时期，只有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于是有“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文学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的努力，终于使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吕柟。他与统治了百年的“阳明学”对衡，而盛赞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学说。晚年吕柟辞官回乡，建立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撰有《四书因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成为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学者。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冯从吾。他本来在朝做官，因对宦臣魏党极为不满而回到家乡，二十六载闭门著书，著有《关学篇》《凝思录》《辨学录》等，为弘扬关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晚明到清时期，由冯从吾、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等人为代表的关学家，基于对关学发展史实的认识和价值观念的考量，通过《关学编》的创制及不断补续编定，以史学撰述的形式“建构”出了关学发展的基本谱系。这种基于关学发展的史学建构，既体现了关学发展的基本事实，也蕴涵着关学史家对关学的基本共识和不断拓展意识，故而是一种带有“主客体间性”的史学创造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