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五四运动学生与政府关系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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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学生与政府关系再考察
○ 李新宇

炎黄春秋2016年第5期


翻阅教科书和工具书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在强调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所谓反帝，是指学生爱国运动中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所谓反封建，既指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的批判，又指学生运动中的“反对军阀政府”。权威著作和流行教科书、工具书一直是这样讲的：“1919 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的。”注1“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 1919 年5 月4 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注2 “学生们集合天安门的目的主要是游行示威，向 ‘总统府’及英、美等帝国主义使馆抗议……”注3 这样一来，五四运动就被描述为与政府对立的革命性的群众运动。然而，只要走近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

首先一个事实是：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发生，不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学生没有把政府作为反对的目标，政府也没有“残酷镇压”或 “严厉镇压”，学生与政府的关系并非对立的。

天安门集合之际，面对记者的采访，学生对运动的说明是：“等大家到齐，我们就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注4 教育部派一位司长到北大劝阻，希望学生不要游行。学生据理力争，坚持要集会游行，司长最后无话可说，也就不再阻止。步军统领李长泰奉大总统徐世昌之命到集会现场，表示希望学生不要去使馆区，以免引起外交纠纷。学生代表向李统领保证：“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示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由此可见，当时学生态度温和，对政府代表非常尊重。而政府也只是劝阻和提醒，并没有坚决制止。当时记者对步军统领李长泰的描述是：“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注5 从这些细节看，双方都彬彬有礼，没有争执，没有对抗。

“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使事件变得复杂起来，并且给“严惩”说和“镇压”说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是，学生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因为学生的不满只是发泄到个别官员的头上，而没有发泄到政府头上，他们烧的是他们认定的“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而不是总统府或国务院。

大半个世纪以来，教科书总是着力渲染政府对学生的镇压，一些教科书的章节标题就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反动政府的镇压”注6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32 人被捕是事实，但军警之所以抓人，并不是因为学生集会和游行，更不是因为学生反对在和约上签字，而是因为有人放火，涉及刑事犯罪。所以，当时的学生作为纵火嫌疑人被拘捕，并无多少怨言，因为他们知道，事实澄清之后他们会被释放。

“火烧赵家楼”后来似乎成了五四的闪光点，但在当时，无论学生还是先生，都未把它看作是光彩的事。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本来计划的是一场文明的游行，并且一直在致力维护良好的秩序。当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递交完说帖，有人提议转向赵家楼时，“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注7 学生队伍到达赵家楼时，仍然没有失控，据《字林西报周刊》1919 年5 月10 日的报道：“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在赵家楼，当匡互生主张放火之际，段锡朋也曾坚决阻止。群众运动出现失控现象，学生领袖无力有效地指挥所有参与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个别人的表现并不代表学生整体。

放火事件发生之后，无论学生还是他们的先生，都知道事属违法，没有哪个人像造反运动中常常出现的那样蔑视法律、“无法无天”。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学生一见起火就赶紧离开了现场。周予同的回忆透露，“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议决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注8 先生们与学生的看法大致相同。北大教师梁漱溟在5 月18 日《每周评论》上发表《论学生事件》，谴责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认为不管动机是否正义，本身都触犯了法律，因而不赞成保释，而主张将学生交付法庭，由检察厅提起公诉，审判厅予以审判。他还希望放火的学生前去自首。因为从道理上讲，无论曹汝霖、章宗祥有多少罪恶，学生都不能侵犯他们的人身自由。时至今日，有人以为梁漱溟太另类，其实，当时他所代表的并非少数人的看法。就连以激进著称的陈独秀，早在梁漱溟发表上述言论之前10 天，就在5 月7 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认为“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聚众打人放火，难免违法”。注9

放火事件发生后，政府对学生仍然没有镇压。学生火烧赵家楼，有人试图乘机打击一下大学的气焰，所以劝大总统徐世昌严办学生，并有解散北京大学之说。但徐世昌没找到法律依据，而且知道那是司法部门的事，并非总统权力所能及，加上教育部坚决反对，总统尊重教育部的意见，不但没有严办，而且很快让司法部门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学生。教育部部长傅增湘、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以及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等人，都是当时的政要，却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保护学生。他们知道放火是违法的，任何人都难以为之辩护，于是就散布消息，说火并不是学生放的，而是赵家楼的电灯出了问题。他们这么做，显然是在为司法部门释放学生提供借口。如果政府存心镇压学生，学生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释放。

而且，学生被捕之后被关押的情况也值得注意。5 月6 日，《晨报》刊有一篇题为《学生界事件昨闻》的文章，其中写到“学生被捕后之况状”： “各学生被捕入警厅后，前夕即由该厅略加讯问，未有结果。闻厅中对于学生尚不苛待，前夕共腾出房子三间，使三十二人者分居之。而学生不愿分居，仍在一处住。昨日由该厅备饭，每餐分为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有前往看视者，学生皆告以我辈在此尚未所苦，惟外交问题如何则极为关念。中有托人带信，勖勉同学仍以国家为重者，并谓在厅阅报等尚颇自由云。”5 月8 日，《晨报》的《北京警察之爱国》中写道：“此次逮捕学生一事，警厅举动极为文明，待遇亦佳，逮诸人释放后，北京全体学生联合会特派代表一人，持函前往致谢。”5 月11 日，《每周评论》发表《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也报道了被捕学生的情况： “到警厅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动言语都不自由。第二天早晨吴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第三天给了一份《益世报》。从他们警厅方面看来，也算优待……”被捕学生的伙食，与警厅科员相同。

总之，学生们起来行动，是督促政府而不是反对政府，更不是图谋颠覆政府。政府对学生也没有“残酷镇压”或“严厉镇压”。

二

对于是否在和约上签字，大总统徐世昌本来犹豫不决，但最终的结果，他还是顺应民意，满足了学生运动的全部要求。

五四运动中的主要矛盾，首先表现于主张签约与拒绝签约。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源自两种不同的认识，并无根本立场或利益的冲突。无论外交总长陆征祥，还是国务总理钱能训，之所以主张在和约上签字，并非他们不爱国，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爱国，为国深思，才有这样的主张，否则，像那些老奸巨滑的官僚，完全可以等待指示而不表达个人见解。主张签字，是因为他们认为签字可以确保国家得到庚子赔款等一系列实际利益，而拒绝签字却有极大的风险，弄好了当然可以争回山东权益，弄不好却可能把到手的利益也丢掉。所以，一些著作对他们的批判和否定是不公正的。

正因为这样，在是否签约问题上，大总统徐世昌一个多月中一直犹豫不决。共和国的总统遇到这样的大事，自然要尊重民意。然而，民意很不一致：一方面是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和部分官员倾向于签字；一方面是大学生和梁启超、汪大燮、林长民、蔡元培以及熊希龄、张謇等名流政要反对签字。一方面是资深外交官的审慎思虑，一方面是民众的爱国激情。是同意签字好，还是拒绝签字好，大总统拿不定主意了。5 月1 日，接受外交委员会的建议命国务院发电报通知代表团拒绝签字；第二天却又默认国务总理钱能训发密电让代表团同意签字；然后是电令代表团签字，几天后却又改为让代表团“相机行事”，直到 6 月25 日，面对国民日益高涨的拒签呼声，才终于下定决心，通知代表团拒签。

当时矛盾的另一焦点，在于是否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学生认定他们是“ 卖国贼”，因而要求罢免他们的职务。但在总统和总理看来，他们却没有卖国之罪。当时陈独秀也说：“况且曹、陆、章等未必真有卖国的行为，他们如果卖国，政府怎肯让他们都站在重要的地位？”注10 所以，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事发生之后，曹汝霖立即递交辞呈，大总统徐世昌好言挽留，不但表示安慰，而且给钱重修房子。这在学生看来，当然是偏袒“卖国贼”，但在大总统看来，这些“卖国贼”却像清末的李鸿章一样，不过是“为国事所累”，因为参与签订《民四中日条约》（即所谓“二十一条”，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接受和签订过“二十一条”，而是只接受和签订了“二十一条”中的十条）也罢，主持借款也罢，都是国家委派的。这样的官员，若因有人指控“卖国”，政府就轻易将他们免职，于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面对学生和市民日益高涨的呼声，政府还是顺应民意，罢免了曹、陆、章的职务——大总统下令允许他们辞职。这里所显示的，是政府的妥协和让步，是总统和政府不愿与学生和市民对立的态度。

曹、陆、章三人被罢官的确有点冤枉，但由此引起的连带反应却极有意思：6 月10 日三人辞职，接着是总理钱能训递交辞呈，然后是大总统徐世昌递交辞呈。它告诉我们，当时的总统和总理实在无奈，作为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不能像专制国家的君主那样为所欲为，而是必须倾听并且尊重民意，但是，民众并不了解情况，三位官员并未卖国，总统为了平息事端而让他们辞职，难免有愧对部下之感。所以，总理和总统同时辞职，并不是面对签约难题而试图逃避，而是安慰被免职者的一种方式。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总统和总理是多么为难、多么无奈，但他们毕竟做了，一切都是为了顺应民意，满足学生运动的要求。
总理真的辞职了，总统辞职却未获批准。参、众两院议长接到总统辞呈，马上开会走程序，并亲自登门，把辞呈给总统送了回去。就连此前对徐世昌极为不满的段祺瑞，也亲自登门，殷切表示挽留，希望大总统以国事为重。第二天，全国各地挽留大总统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北京。值得注意的是，在挽留大总统的事件中，学生与参众两院、各省政府、各群众团体是一致的，没有出现不同的声音。

到6 月28 日，徐世昌在总统府接见群众代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中国将不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学生运动的目标全部实现。无论如何，五四运动的最终结局，是大总统倾听国民的呼声，政府满足了学生的愿望。

三

学生运动没有反对政府，也没有推翻政府的图谋。但考察当时的中国社会，反政府力量是存在的，企图推倒政府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曾试图影响和引导学生。

首先是一些前清遗老。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诅咒民主共和国，感叹世道败坏，唯恐天下不乱，一有风吹草动，就梦想让民国垮掉，奉溥仪重登皇位。其次是孙中山，自“二次革命”起，他就开始了讨伐总统、推翻政府的事业，虽然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死后取消了对他的通缉，回国后的孙中山却仍然致力于推倒“不良政府”、“非法政府”，遇到学生运动的机会，当然不愿放过。

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多次会见学生，表示他对学生运动的不满，鼓动他们改变方式，停止演讲和游行，直接进行武装暴动。据朱仲华《孙中山和上海五四运动》回忆，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学生代表，就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搞学生运动，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群众的怒潮。我已经帮你们请好律师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律师。你们放胆地干去吧。”注11 据张国焘回忆， 1920 年1 月的一个中午，他与康白情、许德珩、刘清扬一起拜访孙中山。孙中山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不怕死的同学托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然而，当时最激进的学生代表张国焘等也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没有拿起枪去推翻民国政府。因为五四运动的初衷本来就不是推倒政府，而是要以督促的方式帮助政府。他们有不满，但只是不满于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要求政府罢免他们，而没有想推翻政府，更不想改变民主共和制度。

不仅学生如此，就连陈独秀等人也是如此。众所周知，陈独秀后来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共同致力于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完成苏联人为中国革命规定的“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然而，在五四运动中，他还没有走上这条路。陈独秀在运动中参加过许多活动，写过《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过一系列民众自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但他说的征服并非推翻，而是让政府服从平民的意志。五四运动中的陈独秀是维护政府的。他曾明确告诉人们：“我们只要想法子指导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指导政府不是说空话，是叫他们要明白非遵照人民的公共意见办事不可，是叫他们不敢贪赃枉法卖国殃民。推倒一个政府若是再建一个政府，张王李赵无论谁来组织政府，都是‘鲁卫之政’，指导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办法，若是不能指导政府，徒然推倒政府，不过升官图上改换了几个姓名，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添上一些无谓的扰乱罢了。

总之，在五四运动中，学生自始至终没有喊过推翻政府、打倒大总统之类的口号，他们所做的，只是要求政府和大总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严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他们所认定的“卖国贼”。就此而言，学生运动与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创办《新青年》之际，陈独秀就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所以，新文化运动批判旧伦理，批判旧道德，反孔教，反三纲五常，却不反对政府。学生运动也是如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对日本侵犯中国主权表示愤慨，对“卖国贼”表示愤慨，但并不反对政府，更没有颠覆政府的意图，而且始终没有人把政府称作“反动政府”或“北洋军阀政府”。由此可见，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样，是为政府补台而非拆台的。学生没有站在政府的敌对面，而正如陈独秀所说，是“做政府的后援”

从5 月4 日到6 月28 日，55 天的努力，最后的结果是大总统、外交官、社会名流、海外华人都与学生达成了广泛共识，获得了圆满成功，使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学生运动。这是学生运动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就是学生所想、所急，事实上也是总统、总理、外交官之所思、所急，学生与政府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学生爱国，在国家危急之际起来做政府的后盾，督责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大总统倾听民众的呼声，政府顺应民意，尽管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罢免了学生所不认可的官员，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所以，五四运动的光彩，不仅是学生的光彩，不仅是市民、商会和工人的光彩，同时也是政府的光彩，大总统的光彩。它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同时也显示了制度的力量，应该说，没有民主共和制度，就没有五四运动，更不可能有运动的成功。

因此，五四运动与后来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政治革命无涉。

后来的历史叙述片面夸大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抹杀学生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开始只是为了适应与“北洋军阀政府”对立的“国民政府”的政治需要，后来则被海峡两岸继承了下来，似乎成了历史的定论。时至今日，一些事实应该澄清了，学界也没必要继续沿袭以往的历史叙述。■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