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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五四运动学生与政府关系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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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4 21:22: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五四运动学生与政府关系再考察
○ 李新宇

炎黄春秋2016年第5期


翻阅教科书和工具书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在强调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所谓反帝,是指学生爱国运动中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所谓反封建,既指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的批判,又指学生运动中的“反对军阀政府”。权威著作和流行教科书、工具书一直是这样讲的:“1919 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的。”注1“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 1919 年5 月4 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注2 “学生们集合天安门的目的主要是游行示威,向 ‘总统府’及英、美等帝国主义使馆抗议……”注3 这样一来,五四运动就被描述为与政府对立的革命性的群众运动。然而,只要走近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首先一个事实是: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发生,不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学生没有把政府作为反对的目标,政府也没有“残酷镇压”或 “严厉镇压”,学生与政府的关系并非对立的。

天安门集合之际,面对记者的采访,学生对运动的说明是:“等大家到齐,我们就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注4 教育部派一位司长到北大劝阻,希望学生不要游行。学生据理力争,坚持要集会游行,司长最后无话可说,也就不再阻止。步军统领李长泰奉大总统徐世昌之命到集会现场,表示希望学生不要去使馆区,以免引起外交纠纷。学生代表向李统领保证:“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示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由此可见,当时学生态度温和,对政府代表非常尊重。而政府也只是劝阻和提醒,并没有坚决制止。当时记者对步军统领李长泰的描述是:“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注5 从这些细节看,双方都彬彬有礼,没有争执,没有对抗。

“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使事件变得复杂起来,并且给“严惩”说和“镇压”说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是,学生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因为学生的不满只是发泄到个别官员的头上,而没有发泄到政府头上,他们烧的是他们认定的“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而不是总统府或国务院。

大半个世纪以来,教科书总是着力渲染政府对学生的镇压,一些教科书的章节标题就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反动政府的镇压”注6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32 人被捕是事实,但军警之所以抓人,并不是因为学生集会和游行,更不是因为学生反对在和约上签字,而是因为有人放火,涉及刑事犯罪。所以,当时的学生作为纵火嫌疑人被拘捕,并无多少怨言,因为他们知道,事实澄清之后他们会被释放。

“火烧赵家楼”后来似乎成了五四的闪光点,但在当时,无论学生还是先生,都未把它看作是光彩的事。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本来计划的是一场文明的游行,并且一直在致力维护良好的秩序。当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递交完说帖,有人提议转向赵家楼时,“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注7 学生队伍到达赵家楼时,仍然没有失控,据《字林西报周刊》1919 年5 月10 日的报道:“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在赵家楼,当匡互生主张放火之际,段锡朋也曾坚决阻止。群众运动出现失控现象,学生领袖无力有效地指挥所有参与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个别人的表现并不代表学生整体。

放火事件发生之后,无论学生还是他们的先生,都知道事属违法,没有哪个人像造反运动中常常出现的那样蔑视法律、“无法无天”。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学生一见起火就赶紧离开了现场。周予同的回忆透露,“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议决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注8 先生们与学生的看法大致相同。北大教师梁漱溟在5 月18 日《每周评论》上发表《论学生事件》,谴责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认为不管动机是否正义,本身都触犯了法律,因而不赞成保释,而主张将学生交付法庭,由检察厅提起公诉,审判厅予以审判。他还希望放火的学生前去自首。因为从道理上讲,无论曹汝霖、章宗祥有多少罪恶,学生都不能侵犯他们的人身自由。时至今日,有人以为梁漱溟太另类,其实,当时他所代表的并非少数人的看法。就连以激进著称的陈独秀,早在梁漱溟发表上述言论之前10 天,就在5 月7 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认为“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聚众打人放火,难免违法”。注9

放火事件发生后,政府对学生仍然没有镇压。学生火烧赵家楼,有人试图乘机打击一下大学的气焰,所以劝大总统徐世昌严办学生,并有解散北京大学之说。但徐世昌没找到法律依据,而且知道那是司法部门的事,并非总统权力所能及,加上教育部坚决反对,总统尊重教育部的意见,不但没有严办,而且很快让司法部门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学生。教育部部长傅增湘、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以及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等人,都是当时的政要,却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保护学生。他们知道放火是违法的,任何人都难以为之辩护,于是就散布消息,说火并不是学生放的,而是赵家楼的电灯出了问题。他们这么做,显然是在为司法部门释放学生提供借口。如果政府存心镇压学生,学生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释放。

而且,学生被捕之后被关押的情况也值得注意。5 月6 日,《晨报》刊有一篇题为《学生界事件昨闻》的文章,其中写到“学生被捕后之况状”: “各学生被捕入警厅后,前夕即由该厅略加讯问,未有结果。闻厅中对于学生尚不苛待,前夕共腾出房子三间,使三十二人者分居之。而学生不愿分居,仍在一处住。昨日由该厅备饭,每餐分为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有前往看视者,学生皆告以我辈在此尚未所苦,惟外交问题如何则极为关念。中有托人带信,勖勉同学仍以国家为重者,并谓在厅阅报等尚颇自由云。”5 月8 日,《晨报》的《北京警察之爱国》中写道:“此次逮捕学生一事,警厅举动极为文明,待遇亦佳,逮诸人释放后,北京全体学生联合会特派代表一人,持函前往致谢。”5 月11 日,《每周评论》发表《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也报道了被捕学生的情况: “到警厅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动言语都不自由。第二天早晨吴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第三天给了一份《益世报》。从他们警厅方面看来,也算优待……”被捕学生的伙食,与警厅科员相同。

总之,学生们起来行动,是督促政府而不是反对政府,更不是图谋颠覆政府。政府对学生也没有“残酷镇压”或“严厉镇压”。



对于是否在和约上签字,大总统徐世昌本来犹豫不决,但最终的结果,他还是顺应民意,满足了学生运动的全部要求。

五四运动中的主要矛盾,首先表现于主张签约与拒绝签约。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源自两种不同的认识,并无根本立场或利益的冲突。无论外交总长陆征祥,还是国务总理钱能训,之所以主张在和约上签字,并非他们不爱国,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爱国,为国深思,才有这样的主张,否则,像那些老奸巨滑的官僚,完全可以等待指示而不表达个人见解。主张签字,是因为他们认为签字可以确保国家得到庚子赔款等一系列实际利益,而拒绝签字却有极大的风险,弄好了当然可以争回山东权益,弄不好却可能把到手的利益也丢掉。所以,一些著作对他们的批判和否定是不公正的。

正因为这样,在是否签约问题上,大总统徐世昌一个多月中一直犹豫不决。共和国的总统遇到这样的大事,自然要尊重民意。然而,民意很不一致:一方面是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和部分官员倾向于签字;一方面是大学生和梁启超、汪大燮、林长民、蔡元培以及熊希龄、张謇等名流政要反对签字。一方面是资深外交官的审慎思虑,一方面是民众的爱国激情。是同意签字好,还是拒绝签字好,大总统拿不定主意了。5 月1 日,接受外交委员会的建议命国务院发电报通知代表团拒绝签字;第二天却又默认国务总理钱能训发密电让代表团同意签字;然后是电令代表团签字,几天后却又改为让代表团“相机行事”,直到 6 月25 日,面对国民日益高涨的拒签呼声,才终于下定决心,通知代表团拒签。

当时矛盾的另一焦点,在于是否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学生认定他们是“ 卖国贼”,因而要求罢免他们的职务。但在总统和总理看来,他们却没有卖国之罪。当时陈独秀也说:“况且曹、陆、章等未必真有卖国的行为,他们如果卖国,政府怎肯让他们都站在重要的地位?”注10 所以,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事发生之后,曹汝霖立即递交辞呈,大总统徐世昌好言挽留,不但表示安慰,而且给钱重修房子。这在学生看来,当然是偏袒“卖国贼”,但在大总统看来,这些“卖国贼”却像清末的李鸿章一样,不过是“为国事所累”,因为参与签订《民四中日条约》(即所谓“二十一条”,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接受和签订过“二十一条”,而是只接受和签订了“二十一条”中的十条)也罢,主持借款也罢,都是国家委派的。这样的官员,若因有人指控“卖国”,政府就轻易将他们免职,于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面对学生和市民日益高涨的呼声,政府还是顺应民意,罢免了曹、陆、章的职务——大总统下令允许他们辞职。这里所显示的,是政府的妥协和让步,是总统和政府不愿与学生和市民对立的态度。

曹、陆、章三人被罢官的确有点冤枉,但由此引起的连带反应却极有意思:6 月10 日三人辞职,接着是总理钱能训递交辞呈,然后是大总统徐世昌递交辞呈。它告诉我们,当时的总统和总理实在无奈,作为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不能像专制国家的君主那样为所欲为,而是必须倾听并且尊重民意,但是,民众并不了解情况,三位官员并未卖国,总统为了平息事端而让他们辞职,难免有愧对部下之感。所以,总理和总统同时辞职,并不是面对签约难题而试图逃避,而是安慰被免职者的一种方式。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总统和总理是多么为难、多么无奈,但他们毕竟做了,一切都是为了顺应民意,满足学生运动的要求。
总理真的辞职了,总统辞职却未获批准。参、众两院议长接到总统辞呈,马上开会走程序,并亲自登门,把辞呈给总统送了回去。就连此前对徐世昌极为不满的段祺瑞,也亲自登门,殷切表示挽留,希望大总统以国事为重。第二天,全国各地挽留大总统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北京。值得注意的是,在挽留大总统的事件中,学生与参众两院、各省政府、各群众团体是一致的,没有出现不同的声音。

到6 月28 日,徐世昌在总统府接见群众代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中国将不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学生运动的目标全部实现。无论如何,五四运动的最终结局,是大总统倾听国民的呼声,政府满足了学生的愿望。



学生运动没有反对政府,也没有推翻政府的图谋。但考察当时的中国社会,反政府力量是存在的,企图推倒政府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曾试图影响和引导学生。

首先是一些前清遗老。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诅咒民主共和国,感叹世道败坏,唯恐天下不乱,一有风吹草动,就梦想让民国垮掉,奉溥仪重登皇位。其次是孙中山,自“二次革命”起,他就开始了讨伐总统、推翻政府的事业,虽然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死后取消了对他的通缉,回国后的孙中山却仍然致力于推倒“不良政府”、“非法政府”,遇到学生运动的机会,当然不愿放过。

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多次会见学生,表示他对学生运动的不满,鼓动他们改变方式,停止演讲和游行,直接进行武装暴动。据朱仲华《孙中山和上海五四运动》回忆,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学生代表,就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搞学生运动,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群众的怒潮。我已经帮你们请好律师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律师。你们放胆地干去吧。”注11 据张国焘回忆, 1920 年1 月的一个中午,他与康白情、许德珩、刘清扬一起拜访孙中山。孙中山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不怕死的同学托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然而,当时最激进的学生代表张国焘等也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没有拿起枪去推翻民国政府。因为五四运动的初衷本来就不是推倒政府,而是要以督促的方式帮助政府。他们有不满,但只是不满于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要求政府罢免他们,而没有想推翻政府,更不想改变民主共和制度。

不仅学生如此,就连陈独秀等人也是如此。众所周知,陈独秀后来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共同致力于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完成苏联人为中国革命规定的“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然而,在五四运动中,他还没有走上这条路。陈独秀在运动中参加过许多活动,写过《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过一系列民众自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但他说的征服并非推翻,而是让政府服从平民的意志。五四运动中的陈独秀是维护政府的。他曾明确告诉人们:“我们只要想法子指导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指导政府不是说空话,是叫他们要明白非遵照人民的公共意见办事不可,是叫他们不敢贪赃枉法卖国殃民。推倒一个政府若是再建一个政府,张王李赵无论谁来组织政府,都是‘鲁卫之政’,指导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办法,若是不能指导政府,徒然推倒政府,不过升官图上改换了几个姓名,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添上一些无谓的扰乱罢了。

总之,在五四运动中,学生自始至终没有喊过推翻政府、打倒大总统之类的口号,他们所做的,只是要求政府和大总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严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他们所认定的“卖国贼”。就此而言,学生运动与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创办《新青年》之际,陈独秀就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所以,新文化运动批判旧伦理,批判旧道德,反孔教,反三纲五常,却不反对政府。学生运动也是如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对日本侵犯中国主权表示愤慨,对“卖国贼”表示愤慨,但并不反对政府,更没有颠覆政府的意图,而且始终没有人把政府称作“反动政府”或“北洋军阀政府”。由此可见,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样,是为政府补台而非拆台的。学生没有站在政府的敌对面,而正如陈独秀所说,是“做政府的后援”

从5 月4 日到6 月28 日,55 天的努力,最后的结果是大总统、外交官、社会名流、海外华人都与学生达成了广泛共识,获得了圆满成功,使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学生运动。这是学生运动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就是学生所想、所急,事实上也是总统、总理、外交官之所思、所急,学生与政府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学生爱国,在国家危急之际起来做政府的后盾,督责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大总统倾听民众的呼声,政府顺应民意,尽管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罢免了学生所不认可的官员,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所以,五四运动的光彩,不仅是学生的光彩,不仅是市民、商会和工人的光彩,同时也是政府的光彩,大总统的光彩。它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同时也显示了制度的力量,应该说,没有民主共和制度,就没有五四运动,更不可能有运动的成功。

因此,五四运动与后来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政治革命无涉。

后来的历史叙述片面夸大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抹杀学生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开始只是为了适应与“北洋军阀政府”对立的“国民政府”的政治需要,后来则被海峡两岸继承了下来,似乎成了历史的定论。时至今日,一些事实应该澄清了,学界也没必要继续沿袭以往的历史叙述。■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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