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胡耀邦是这样领导文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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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纲：胡耀邦是这样领导文艺的
作者：      时间：2016-04-22   来源：
       
【原载《炎黄春秋》2016年3月号。发表时刊物改题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纪事》】
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否定文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次会上，胡耀邦就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


一、胡耀邦首先否定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月2日，胡耀邦首先否定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1月18日邓小平指出“毛主席搞的文革从实践都是错误的”。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脉相承，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提供了政治理论基础。
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十二天（1979年1月2日），中国文联举行 “迎春茶话会”，胡耀邦到会讲话。讲话首先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认为文革期间把全国文艺界办成“管教所”。强调说：从今开始，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要把党的宣传部门建成文艺界同志的“服务站”，下设：一、“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二、“资料室”（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三、“休息室”（歌手们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四、“医疗室”（感冒、嗓子哑了，给搞些清凉剂）；五、“修理室”（乐器坏了，总得修理修理）。“医疗室”和“修理室”也就是文艺评论、文艺批评。
胡耀邦建“服务站”讲话的第二天，即“1979年1月3日，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例会上，胡乔木说：“现在党内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的三股风，局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还严重。”
“事后，胡耀邦找胡乔木谈话，指出，他对形势的看法不正确，说有‘三股风’是不合适的。”“ 胡耀邦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阻止了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发生。”（引自吴江著《胡耀邦阻止第二次“反右”运动》）
胡耀邦建“服务站”讲话的16天后，1979年1月18日，叶剑英建议召开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其目的在于运用“实践”“检验”“两个凡是”，同时检验党的历史，破除迷信揭盖子。邓小平说：“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并指示说︰“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胡耀邦强调说：不能重复“大批判”的错误，要敞开思想说真话。
筹备文代会的冯牧等领导同志，私下向我们透露了务虚会上的内容。如说：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上层领导的错误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1957年反右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党取得政权后，和群众到底什么关系？怎样领导群众争民主、保民主？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我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又坐了共产党9年半的牢。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务虚会对于党史上路线斗争的评价，对于解放后三大政治运动的追问，对于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以及文坛几大冤案的追究，对周扬忏悔的眼泪（到底是谁授意甚至于指名道姓要他抓人整人）欲说还休的无奈，尤其是对个人迷信的控诉等等，闻所未闻。文艺界人士窃窃私议，党的这次历史上长达三个多月的务虚会让人无比震惊和振奋。
可以断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是党内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其历史意义堪称空前。
为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顺利召开，胡耀邦于同年3月底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后签发的《联合通知》要求更彻底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将历来错误处理、戴上各种帽子的诸如“文艺黑线专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等而受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文革”前被当作“毒草”批判错了的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




二、李剑的《“歌德”与“缺德”》受到批评，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时过不久，《河北文学》第6期发表了淀清的《歌颂与暴露》和李剑的《“歌德”与“缺德”》，挑起一场惊动中宣部直到胡耀邦的大论战。
李剑的文章充满了杀机，说什么“现代的中国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衣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社会主义文学都应一律地歌颂社会主义之德，歌无产阶级之德，歌工农兵英雄之德；否则便是‘缺德’。”河北文艺界紧张了，说“春天刚来，倒春寒就来了。”甚至预感到这是“反右的信号。”
由此发生激烈的争论。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痛斥李文“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一下子让事态升温。接着，上海文艺界召开座谈会，《文汇报》、《人民日报》等多达24家报纸进行声讨，群起而攻之。
9月4日，中宣部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小型座谈会。9月6日胡耀邦讲话。胡耀邦说：“全国16个省市参加了讨论，是粉碎四人帮三年后文艺战线第一次比较大的风波。”他讲了四点：
一、应该采取同志式的、讨论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方法。
二、李剑同志的文章确实有毛病，是不恰当的。青年人犯错误是允许的，我像你那年岁——29岁前，犯错误比你多。不要紧张，只要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王若望是老同志了，出来批评是对的，但气太大了些。
三、李剑的错误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之后而且在河北出现呢？因为三中全会澄清了历史上的大是大非，转弯幅度大，容易转向。“拔西瓜”的事出在河北，形势变了，正定的某些同志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李剑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后来据查，棉花地里不能套种西瓜，不然结出毒瓜。记者当时失职，将“拔瓜”作为干部保守的典型事件大肆宣扬，致使“缺德”与“拔瓜”相提并论。】
四、接受教训，团结起来向前看，把河北的文艺事业搞好。
最后说：“你们回去……千方百计把河北的文艺事业繁荣活跃起来。”（6年后的一个深夜，高占祥对我说，他不忘耀邦同志此次讲话给河北工作的这一叮嘱，要千方百计，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定把河北文艺搞上去。）
此次钓鱼台会议平等协商，坦诚宽松，力图扭转戴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批评恶习，无疑为一个多月后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三、“放”？还是“收”？最具历史意义的第四次文代大会，邓小平发表《祝辞》，巴金为“伤痕”文学及文学的“真实性”辩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年之后，召开“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可以想见其历史意义多么重大。
经过三中全会召开一年多以来清扫道路和紧锣密鼓的筹备过程，1979年10月30日，有三千名代表出席的“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隆重开幕。
大会举行前夕，召集党员代表开会，胡耀邦讲话，再次强调精神，非常明确，就是“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我当时在《人民文学》当编辑，有幸旁听大会，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文艺家相执无言，唯有泪两行。代表们风尘压身，艰辛历尽，劫后重逢，不无感伤却异常兴奋。罗广斌文革被害，杨益言满腹含冤，生死《红岩》，一言难尽，老杨老了，哭了，我也哭了。
大会开幕，让人痛沏心肺的一幕，是阳翰笙宣读向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文艺家致哀的长长的人名单，每一个名字让代表们心痛一次。
周扬做主题报告，肯定三年来文艺取得的巨大成绩，特别是《天安门诗钞》以来出现的诗歌创作。大家知道，周扬的报告曾由胡耀邦发给百多人进行激烈讨论、修改而后定稿，听者特别激动，使劲地鼓掌。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祝辞》。《祝辞》旗帜鲜明地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将文革前十七年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改为“基本上是正确的”；重申“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为工农兵服务”，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之后在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祝辞》最具突破性的论点，是 “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重申“双百方针”，明确党领导文艺的政策，堪为经典，整个人民大会堂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歇。
周扬在大会上正式向丁玲、江丰等错整了的文艺家们道歉，刘白羽插话说周扬的道歉也代表了他，会场上立刻出现喊声：“不代表你！”喊声伴随着掌声，会场骚动。
作家们议论纷纷。蒋子龙对我大诉其苦，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你们《人民文学》发表以后，乱箭齐发，《天津日报》接连十四版文章大加讨伐，让我实在想不通，我到底错在哪？我说：梁斌同志冲锋陷阵，令人不解，一股冲击波，造成社会震动，子龙，你是由头，背后是政治，批的是“走资派还在走”。冯骥才的《啊！》引起震动，冯牧一面肯定它是“文革”题材中相当深刻的一部，却对冯骥才提示说“要是再有一个与善于讹诈的贾大真相对抗的正面人物出现，将更有思想高度。”冯骥才向我诉苦，表示为难。我说：“冯牧人好胆小，怕犯忌，他的意见你可以不听！”心灵的虐杀是“文革”灭绝人性的本质，那样的时代，能有敢于同贾大真这种东西正面作对的人吗？如果愣在作品加上一个正面人物，小说的悲剧力量不全玩完了！
大会发言很快推向高潮。蒋子龙说：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使我陷入困境，他发言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是从寒冷的冬天来到春天的温暖里”。萧军发言，说：我是30年代的人物，竟然埋在土里，冬眠了30年，现在成了“会说话的‘出土文物’”。30年文艺界有春天也有冬天。“在周扬同志等人说来是春天，在我说来就是冬天。”“我不打算来算旧账，向谁去算呢？……但旧账总是存在的吧？”
本来以党员身份，后经胡耀邦拍板才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大会的丁玲，发言中对历史问题耿耿于怀，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刘宾雁发言语惊四座，张口就说：不能想象，成吉斯汗要是装上电话世界会是什么情景，当今世界要是没有电话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一时回不过味来，笑声压过掌声。
廖沫沙在湖南团的发言得了个满堂彩。他当着丁玲、萧三、康濯、张庚、贺绿汀、白杨、王人美的面，说：“四条汉子”中就有两个湖南人，还有贺龙、彭德怀，文的武的，湖南死了多少人！文革太残酷，但是我很感激，是它把我捧成作家；文革破坏很大，至少五十年内，谁想搞也搞不起来了！
白桦说：“我呼吁民主！”“作家、艺术家的团体如果不能实行民主，还有什么行政部门和组织能够实行民主呢？”又说：儿子写信劝他不要再干这一行了，他反过来劝儿子“我还要干这一行。”儿子说“这一行危险。”他却满怀信心地说 “虽然危险，但很光荣！”
文艺得解放，创作自由，代表们欢欣鼓舞，兴致勃勃。兴奋之余，难免心存疑虑，盼望“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横加干涉”能够落到实处。茅盾强调说：“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文艺民主下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没有文艺民主而空谈‘双百’，是南辕而北辙。”陈登科呼吁立法：“必须把‘二百’方针作为文艺宪法固定下来。”
代表们的担心事出有因。思想解放必须破除迷信、摒弃权威，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遇到过重重的阻力，大人物起而反对，说是“针对伟大领袖”，而且下达命令：“中央明确指示《红旗》杂志不介入。”邓小平批示：“应介入。不介入本身就是介入。”理论务虚会畅所欲言，邓小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做了总结报告。即便是在明确指示“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横加干涉”、让代表们欣喜若狂的《祝辞》中，同时也有以下坚定不移的指令：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者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
邓小平代表中央正式打招呼了，要否定文革，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狠批“两个凡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批判“非毛化”倾向，“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又明确表示“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横加干涉”——以上三者如何统一，具体怎么操作，今后的路到底怎么走？与会的有些代表惴惴不安。
王蒙在《四次全国文代会》一文中追忆说：“在四次代表会上有所响动的文艺家人数有限。更多的人保持听喝状态，观察、思考，留有余地，告诫自己不要跳得太高。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东方式的道德标准。枪打出头鸟，东方式的低调哲学。少说话，多磕头，东方式的政治经验。二十多年的另册，谁扭转得了乾坤？是邓小平，王某怎么可能不感恩戴德？” 又说：“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它毕竟埋葬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你寻思的是充当人民的领导者，领袖，呼风唤雨，改天换地呢，你让我想到了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的故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谨防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我的黄金定则，不二法门。”
果不其然，对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上层褒贬不一，评价针锋相对，持续很久很久。文化部长说这次大会执行了一条宗派主义路线，以周扬为首的几个人要把他搞掉，他要卖画为生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质问：“大会为什么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只讲‘思想解放’‘二百方针’，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对大会赞扬“悲观、绝望的‘伤痕文学’——甚至就是‘手淫文学’”大为不满。
中国作协主席巴金却说：
……有人讨厌这些作品，称他们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这些作品难免让人伤悲……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别人在做梦？为什么不可以留一点真实的材料呢？为什么不可以把个人的遭遇如实地写下来呢？难道为了向前进、向前看，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
巴金又著文写道：
最近我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没有看见老舍同志，我感到十分寂寞。有一位好心人对我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我感谢他的劝告，我也愿意听从他的劝告。但是我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未来世界》中的“三百型机器人”，这种人除了朝前走，什么也看不见。很可惜，“四人帮”开动了他们的全部机器改造我十年，却始终不曾把我改造成机器人。过去的事我偏偏记得很牢。我不相信鬼，也不相信神，但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阴间”，在那里我可看到许多所爱的人。


四、胡耀邦不理睬胡乔木来信，胡耀邦保护顾尔镡并平息《苦恋》事件
大会召开将近一年之后的1980年9月24日，“胡耀邦收到胡胡乔木来信，来信就7月间波兰全国范围罢工表示了独特的看法，认为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可能使其达到激烈的程度和爆发的形式。信上说，我国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旦与心怀不满的群众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爆发波兰事件不是不可能的，希望中央引为殷鉴，研究对策。”“胡耀邦对来信未予理睬。但他对中央党校少数人(我也在内)说起这件事，认为波兰事件说明了波兰人民不满苏联霸权主义，积极要求改革，我们在波兰事件中要‘引为殷鉴’的应是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胡耀邦“阻止了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发生，保护了大批知识分子，也保护了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引自吴江著《胡耀邦阻止第二次“反右”运动》）
胡耀邦收到胡乔木来信数日后，发生了“突破”事件。《雨花》主编顾尔镡在会上作了《也谈突破》的发言，说：“政治上的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四项原则，我们要坚定不移遵守的，怎么又要突破呢？首先，‘四项原则’本身也是在发展的；其次，我们对‘四项原则’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突破的问题，就由此而产生。”这些话并不违背哲学发展观，但是，有人反映到中宣部，状告“顾尔镡要突破‘四项原则’。”于是，顾文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我所在的《文艺报》受命发表批判文章，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叫停。事后有人透露说，胡耀邦知情后，立即托人转告江苏省委“不要斗顾尔镡了。请省委传话给顾尔镡同志，要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搞好今后工作。”
半年后的1981年4月，《解放军报》批判电影《苦恋》的文章无限上纲，像是文化革命又要来了似的。叫停“批斗顾尔镡”之后，胡耀邦又忙于平息恶批《苦恋》的事件，发表了顾骧撰写、署名“顾言”的文章《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状态”。其后有《文艺报》唐因、唐达成历时三月写成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再后是白桦言不由衷的检讨。
凡此种种，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起年前的第四次文代大会上白桦所说的话：儿子写信劝他不要再干这一行了，干这一行“很危险。”他说：“虽然危险，但很光荣！”可曾料到，不到一年工夫，果然应验，他白桦干的这一行既不光荣，又很危险。


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 ：“创作自由”与“评论自由”
1984年12月29日，以巴金为主席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815位代表参加。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做重要讲话，纠正“左”的偏向和保证创作自由与评论自由。作协副主席张光年做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
开幕式上一惊！宣读胡乔木发来的贺电，会场上礼貌性地回应了掌声，星星落落；宣读周扬的贺电，代表们报以惊雷般的掌声，经久不歇，持续约两分钟之久。会下，356名代表在走廊旁致周扬的慰问信上争先恐后留下自己的名字。
我想起1983年11月初，为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事，《小说选刊》主编葛洛带我拜访他鲁艺的老上级周扬。过西绒线胡同，进安儿胡同一号院。车水马龙转眼门可罗雀。
提起胡乔木，周扬气得双手颤抖。周扬指着我说：“他昨天来就坐在你坐的这个沙发上”，劝我“顾全大局”、“同中央保持一致”，主动检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中“异化”论点的错误……。他大惑不解，伴有愤怒、对抗和克制。夫人苏灵扬插话，快人快语：“乔木是白衣秀士王伦！”葛洛和我大为惊诧。
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承认 “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1月底，即此次作代会的前夕，我正好和朱寨、顾骧、何西来、王愚作“评论家十日谈”的对话，听到顾骧关于周扬如何受压制，周、胡二人如何撕破脸皮激烈争吵，王若水如何被撤职，怎样逼着周扬做检讨，胡耀邦如何保护周扬等等惊人的信息。顾骧是周扬纪念讲话的起草人之一，他知道内情。
所以，开幕式上的掌声，以及破天荒个人签名式的慰问信，格外让我心惊不已，这颇不寻常的一幕又一幕，为此次大会同时向当前的政局发出“异化”的特别信号。
次年初秋，这位晚年让人敬重有加的老人脑病发作，住院治疗，静卧在无言的病床上，心情难以平静，却无法用语言完整地表达出来，蟑螂爬到脸上他没有任何感觉，最后的最后，离开纷扰的现实，中断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性的思考。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突出地表现在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的祝词。祝词特别强调两点：纠正“左”的偏向和保证创作自由与评论自由。815位代表掌声雷动，反应极其强烈。
袁鹰说：“不清除‘左’的影响，保证不了艺术上、创作上的民主。”李希凡说：“祝词中谈到打棍子现象，我就写过打棍子的评论。文学评论，允许理论、争论，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帽子、打棍子。总结理论上的得失，首先管宣传的领导机关要总结。”叶蔚林说：“以前总说作家要求的自由太多了，其实，作家内心的自由远远不够。”蓝翎说：“祝词是个大突破，但要取得纵深的发展将有非常大的阻力。”杨植林说：“作家仍然心有余悸，最怕戴两顶帽子：不听党的话，资产阶级自由化。”俞林说：“‘左’的一套肆虐之甚根深蒂固。江西击毙了持枪犯‘二王’，‘清污’时就抓文艺界的王若水、王若望。”李凖说：“1958年群众就说：‘右倾是火坑，左倾是棉花坑’，现在看出来‘左’倾是什么坑了。我写了个电影草本《冤孽》，电影局向耀邦同志打报告说是‘卖国主义’，耀邦说‘我不信！’其实打小报告的人并没看过剧本。我和谢晋都说，我们现在写的电影不是第一志愿，而是第四志愿。”陆文夫说：“人家反右有很多办法，一套一套的，什么表态、造輿论、大批判开路、整材料、组织处理，等等，成了套。我们反‘左’，不能照此办理。”陈涌诚恳地检查了自己30年来理论研究中‘左’的观念，然后说：“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还好办，在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不容易。”楼栖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什么叫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与中央某个人的意见保持一致吗？”鲁彦周和刘祖应希望《文艺报》就耀邦同志讲话的精神，特别是他讲的“三个不正常”发表专论，做些文章。代表们讨论“评论自由”时对于文艺批评“左”的倾向深恶痛绝，对张光年主题报告中表扬了上百个作家和许多作品，却没有一个字提及新时期崛起的文学评论家、理论家研究家以及他们的代表性文章和著作表示不满。
大会期间，作协副主席陈荒煤，以个人名义通知我到他的房间聊天。一踏进房门，就看见沙发上坐着许觉民（洁泯）和顾骧，不一会儿，陈丹晨、刘锡诚、陈骏涛、白烨、范咏戈相继到达。
三中全会以来，风尘仆仆的陈荒煤结集残部，披荆斩棘，高唱人的文学，振聋发聩的《阿诗玛，你在哪里》传颂一时，成为顶“左”风而上的突围号角。荒煤和冯牧两位师长是当时评坛的班头、我辈后生的领军人物。陈荒煤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到文联党组副书记再到文化部副部长，尽管副职，也是大官，却没有一点官架子，一身正气，忘年交，自由平等。
大家对大会上一长串受迫害而死的作家名单不禁伤感，对周扬重病卧床以及像周扬那样由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旨而残遭毒手深表不安，对当局不重视文学评论啧有烦言。大会对文学评论依然重视不够，选举作协理事时拨给评论家的份额太不相称，以至于那么多的人在差额选举中另外补上评论家的名字。
许觉民说，评论根本没有地位！他冲着我说：“你的《文学四年》开篇的头一节就是‘为评论鸣不平’，喊了四五年，进展不快呀！”我说，大家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对于新作能给予及时的介荐，理论问题不时有新见出现，当然，较多的是民间行为，领导上过于谨慎。我又介绍说：为了张扬新说，在白烨和李敬泽的热情协助下，我邀请朱寨、顾骧、何西来、王愚四位同志一起交谈，采用随谈录、“十日谈”的形式，十个题目，一日一题。事先商定：有真意、去雕饰，旗帜鲜明，大胆立言，放言高论，不尚清谈，不转文字，赶在这次作代会之前完成。我们谈的十个问题是：一、必要的历史回顾；二、题材的开拓；三、“改革小说”；四、人物、性格、典型；五、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六、创作个性和风格；七、小说观念和创作方法；八、评论的评论；九、经验和教训；十、文学的改革和小说的发展，书名《新时期小说论——评论家十日谈》。陈荒煤说：阎纲你还创办了《评论选刊》，我也题了词，在座的顾骧、白烨都参加了编辑工作，你们辛苦了！
荒煤说：今晚请大家来，就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文学评论的开展，现在的时机多好啊！这次会上，启立同志不但提出“创作自由”，而且提出“评论自由”（我插话说：“创作自由，言论自由，首先是维护人身自由。创作自由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但现在提出来意义重大，基本上完成一个体系：思想解放——深入生活——创作自由——文艺大繁荣。”）这可是评论界了不起的大事，前所未有的呀！大家无比兴奋，然而，有关领导同志思想上准备不足。我迫切希望通过你们把评论队伍建立起来，开评论自由的风气，解放思想，见出成效。
刘锡诚说，1982年，冯牧、阎纲我们三人，还合编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十多位评论家的自选集陆续出版，也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荒煤说，此事顾骧已经告诉我了，出书也包括出版你们两人的。我解释说，出版社预告出版我和刘锡诚的，但我们两人决定退出，把名额留给他人。创办《评论选刊》和出版“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我们特别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了扶持文学评论，他们斥资兴业，让人感动。


六、胡耀邦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些词以后不要用”。“主席、副主席我们不干涉，愿意选谁就选谁”
会后，我悄悄问荒煤：“听说此次作代会前，耀邦同志当面叮嘱张光年、唐达成和冯牧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些词以后不要用；是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是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犯罪，而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两种作风的问题，是长期的、几百年的问题，只能谈心、批评，不能登报批评；以后‘三反分子’、‘四反分子’一概不提了；创作应有充分的自由，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有独特的风格，有独特的题材，这些词句在作协报告中都可以用……荒煤同志，是这么说的吗？”荒煤说：“耀邦同志的确这么指示的，中央同志在场，都表示赞同。关于作协四大选举的问题，耀邦态度更明确，说：文联党组的人员我们可以指定，主席、副主席我们不干涉，愿意选谁就选谁。你们作协谁当主席，你们选，副主席要多少选多少，来个根本的改革。如果这个名单是中宣部、中组部圈定的，不算数，撤掉！夏衍当面问耀邦‘要是这个名单是指令性的或指导性的怎么办’时，耀邦说：既不指令又不指导，是无效性的！你们开个会，说中央没有定，自己选，秘密投票。我们对作家连这一点民主都不给，说明我们太不相信自己的本领了。群众路线这么多年来丢掉多少了？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果然，“主席、副主席我们不干涉，愿意选谁就选谁。……你们开个会，说中央没有定，自己选，秘密投票。”结果，作为“作协副主席候选人”的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重要人物落选，并不是候选人的刘宾雁所得票的票数却仅次于主席巴金。举座哗然，舆情激昂。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我在会上和会后分别写了两篇文章：《“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和《评坛的春风》。
　　“评论”即自由评论、自由讨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欢迎批评、欢迎反批评，允许说错、允许改错，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看人因作家而异、评文因读者有别，学术之争，舆论岂能一律！历史的教训警钟长鸣：学术上强求一律，不一律？棍子飞舞、大刑侍候！
　　毛泽东当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理解为倡导自由，鼓励不同流派的竞赛和不同学派的争论，但到后来，干涉多了，自由没了，文字狱来了。“左”的政策怕评论、压制评论，办法是诛心之论，深文周纳，无限上纲，可怜的评论三缄其口。岂知口是封不住的，进而就是政治解决、军法从事。
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以后，局势改观，评论扬眉吐气，自由地呼吸，但有时不大自由或大不自由，头顶帽子乱飞，本来走在创作前面的评论，后来落后了。落后不仅表现在评论作为创作勇士的一面，而且表现在评论作为创作的谋士的一面；不是敢不敢鼓励作家反映社会矛盾，而是如何帮助作家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艺术地开拓作品的主题。
七、评论自由，必须言者无罪
要出现科学的、说理的、富有个性的评论，其思维必须进入自由状态，必须有政治民主的保证，确保其不受任何的干涉、排挤、猜忌、攻讦、压制、报复和暗算。
评论自由必须言者无罪。除言者无罪外，还应当提出“论功行赏”，奖励那些不畏劳苦、张扬新说、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智者和勇者。
党把自由给予评论，评论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党把自由给予文艺界，文艺领导谨防叶公好龙。
希望我国作家评论家组织社团，开设“沙龙”，在创作刊物的周围形成艺术流派，让创作争妍斗丽，让评论放言高论，那将是一番多么诱人的景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