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惯性：清朝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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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清军入关时，曾强迫民众“剃发留辫”，酿成许多屠城血案，乃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有没有辫子，始终是有清一朝，衡量汉人是否归降、是否接受清廷统治的重要标志。按常理，这种屈辱性标志物，在清廷灭亡之际，在民国政府宣布“剪辫令”之后，自会马上被民众抛弃，成为历史。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清廷灭亡了，民国发布“剪发令”，但大多数民众不愿意剪辫子

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此时距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的其他人，却已可算走在时代的前沿。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只好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强行动手：
“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①
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却不肯剪辫子。这样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辫子，但未必皆是出于自愿。革命军当年发起的强制剪辫运动，曾引起颇多民怨。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②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也因军队强制剪辫而引发了民众恐慌，甚至发生了血案。再次一级的城市及乡村，没有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比如，云南军政府于11月5日限令民众5天之内剪掉辫子，但在腾越县城，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③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④
事实上，民国成立后，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仍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辫子。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安徽绩溪的书信，信中说道：“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⑤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存，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算大致剪完。⑥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中华全国风俗志》，对各地民众留辫情况，也颇多介绍。如河北保定，留辫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开埠虽早，但“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⑦
清末的这种发式，放在清初是要问斩的
清末的这种发式，放在清初是要问斩的
“遗忘”和“美化”，是民众不愿意剪辫子的两大主因

民众不乐意剪辫子，与民众遗忘了“薙发令”这段历史，有很大关系。
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的研究，清人对“发”字的使用格外小心，尤其是一些成语如“一发千钧”，更是极为敏感，“因为它令人产生一种联想——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似乎是对‘薙发’政策的不满”。清廷花了八十余年修纂《明史》，但这部巨著“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这个词。⑧
“千钧一发”这个词都找不到，当然更不能指望留下“薙发令”这段历史。事实上，经过近300年的遗忘，到晚清，这段历史已仅限于在知识分子和革命党当中流传。（清廷也有意淡化这段历史，默许臣民的辫子越留越粗。清初的“薙发令”，本只允许脑后留一小绺头发，名曰“金钱鼠尾”；至清末，则已允许保留较多头发。）一般无知识的普通汉人，则“已将剃发留辫当成自己民族固有的习俗加以遵行和维护”。⑨据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讲，有些满人也已经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强迫汉人剃发留辫这段历史，反而认为剃发留辫本就是汉人的习俗，故辛亥时，有满人割了辫子对“革命”表示抗议。⑩钱穆生于清末，甚至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满人——“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钱穆是幸运的，他的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11）
但仅仅是“遗忘”，还不足以解释那些对“剪辫令”的暴烈反抗。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后，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在县衙门口举行的宣讲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当地两位乡绅的辫子。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二十七名“无辫之人”。（12）这种暴力背后，显然有着某种对“辫子”的强烈认同在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虐待里发现快感，奴役中寻出美来。时日长久，这样的事情难免发生。人类文化史上也不乏先例。具体到“辫子”问题，辜鸿铭可算一个典型。辜当然不会不知道“辫子”承载着一段黑暗的奴役史，但他仍把辫子推为“国粹”。他的解释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我其剪发短衣矣！”（13）——太平天国对“辫子”的恨，成就了辜鸿铭对“辫子”的爱；太平天国“丑陋的长毛”，让辜鸿铭不惜美化脑后的“辫子”。当然，天平天国其实只是诱因，起主导作用的，仍是文化心理的异化。
民国建立后，剪辫子没有变成民众普遍的自发行为，只能依靠政府强制
民国建立后，剪辫子没有变成民众普遍的自发行为，只能依靠政府强制
注释
①梅兰芳，《梅兰芳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P89-90。②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2月9日。收录于《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中华书局，1984，P443-445。③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20日。收录于《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中华书局，1984，P231。④沈航，《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⑤《胡绍之等致胡适的信》，《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22页。⑥阎锡山，《呈大总统筹补山西人民生计，先办六政，特设考核处暨办理情形文》，1918年5月25日。⑦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气象出版社，2013，P412；P407。⑧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P385。《清实录》中仅不慎出现过一次“一发千钧”。⑨沈航，《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⑩金满楼，《门槛上的民国》，新星出版社，2013，P250。庄士敦的回忆有一定的可信度，王汎森也同样认为：当时，“不只汉人不清楚明代历史的真相，满人对自己的历史也不清楚”。（11）钱穆，《师友杂忆》，东大图书，1983，P34。（12）王霞亭，《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1辑》。（13）《张文襄幕府纪闻·不排满》，收录于《辜鸿铭文集》，海口出版社，1996，P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