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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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刘晓青

按照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我们当下正处在危机重重的风险社会之中，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负面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在遗传学领域，为了加快动植物品种的改良速度，不受物种间遗传关系限制且能进行精准操作和转移的转基因技术应运而生，解决了自然或人工基因杂交不能解决的基因改良问题，但由于技术自身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现阶段人们对其运用价值充满争议，从趋之若鹜到谈虎色变，应该信任还是警惕?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态度鲜明，率先做出了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的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和为种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禁止非法生产、加工、销售、进境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这充分说明转基因技术潜在地负载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从法律上加以严格监管，警惕其伦理风险。

技术与伦理的关系

美国哲学家西格尔在《评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一文中曾这样说：“一项活动如果是合理的，其理由并不仅仅在于行动者对自己的活动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的工具效益坚信不疑;还应有另外两个理由，即(1)信念本身必须是合理的，(2)事先假定这项活动将会导致的结果本身也必须是合理的。”因此，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及其社会作用的发挥也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方面要注重分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工具、手段等，同时还要注重反思主体意愿与技术目的自身的合理性。为了体现基因的高效表达，人们试图借助转基因技术来解决社会现实困境，该项技术的深入推广和大面积使用带来了经由人的实践行为设计的人工化产品，诸如抗旱转基因玉米、高出油率转基因大豆等。这些转基因食品确实可以有效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杂草原因不能种植大豆，现在依托转基因技术却成为大豆的主要出口国。此外，基因的异类移植已经超出了同类动植物基因突变的范畴，产生了许多新物种。可以说，转基因技术的问世明显以人类的需求为向度，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让物种间的强强联合日益理想化，充分彰显了主体意愿和技术目的的合目的性。然而无论其预期目的多么合理，描绘出的生活图景多么美好，如果其运用的工具、手段超越于客观规律之上，仍是不能被广泛接受的。由于外源性基因的转入，人类对物种遗传的非自然干预已经开始打破自然界的原生状态，使得技术实践无法严格遵循自然界万物生长发育的客观规律，难以掩盖其在应用过程中的超自然性，背离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诸如遗传基因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食物链的破坏、免疫力问题、抗药性问题等，人们开始担心对物种的“任意修改”会带来“生物同一性”的困惑，最终使人类陷入困境。长此以往，转基因技术越发展，自然界遭受的压力可能就会越大。

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技术与伦理的关系。现代社会中，技术价值日益凸显为经济利益层面的价值，但当技术价值与伦理选择相冲突时，技术价值往往会被否定，因为人们对非自然的产品天生有着严重的忧虑和发自心底的排斥。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使得技术应用成果在伦理尺度上表现出不可预见性，成为风险结合体，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困惑，具体可从价值域、客体域和主体域三个维度加以分析：(1)从人类需求的价值取向来看，转基因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以人类的需求为目的，而需求则可以体现价值取向。当技术应用的实际效用与人类价值取向相悖时，伦理风险便会成为不速之客。比如说，转基因食品会带来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会在食品中产生较高水平的激素以及新的毒素，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潜在威胁，导致抵抗力下降，诱发感染性疾病。(2)从自然价值与环境正义的角度来看，正如罗尔斯顿所认为的，自然生态作为一个稳定的系统，有着独特的内在价值，可以保证物质和能量输入、输出的总体平衡。然而，转基因商品的出现剥夺了自然环境参与社会实践的客观价值，容易引发同一物种的基因漂移和不同物种的基因污染问题(如物种灭绝、病毒侵袭、生物多样性衰退等)，破坏了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打破了人—自然—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的有机平衡，冲击了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改变了自然界固有的规律，使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之间有序生态链出现了断裂，对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3)从研究主体的责任与道德来看，科研人员在求真的同时必须要有向善的价值追求，尊重各伦理主体的不同道德利益，在公正的原则上实现沟通互动。运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理论，坚持科学研究的整体性、持续性、包容性和未来性，持续满足人们在时间轴上不同时刻的需求，实现道德伦理对科学研究的动态规约。

正确认识转基因技术

“科学研究无禁区”，针对转基因技术本身，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谨慎，既不能因其暗含的潜在风险断然抛弃，也不能因其带来的普惠福祉肆意标榜。放眼未来，社会对该项技术的关注一定要着眼于贝克提出的本质问题：“我们希望如何生活?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人类的人性特征和自然的自然特征?”

首先，要正确认识转基因技术，将其视为有效的科学问题。人类在对某项技术做出选择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价值，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诸多因素。转基因技术也不例外，自1983年世界上首例转基因作物在美国诞生，1994年延迟成熟的番茄首次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以来，人们的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转基因技术，除了考察该技术自身的科学价值，寻求真知之外，还在不断思考人如何在新的人工环境中认识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自我的问题，关注社会对该技术的态度，权衡利弊，做出理性判断。

其次，要科学把握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必然性与不可控性。迄今为止，转基因实验大多以动植物为受试者，动植物的表现证据与数据报告并不能完全等价地适用于人类，故而对人类来说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依据“墨菲定律”，一旦技术研究伴有未知的利益诱惑和伦理隐患，技术发展的“副现象”将不可避免，以问题意识推进负责任创新研究是我们当下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此外，尽管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是在可控的实验室条件下开展的，自然屏蔽了所有不可控因素，但在投入社会生产生活时，这些因素便会重新复活，加之研究者们尚未彻底理清不同基因之间相互结合的细微变化与潜在问题，没有科学地阐明这种非自然的基因重组会不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危险和难以控制的后果。因此，人们在借助转基因技术生产工业原料与粮食作物的过程中，并不总是能与人们的现实利益和道德准则保持一致，相关的社会风险总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呈现出来。与之相适应，我们必须保持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完善管理程序，尽可能使不可控的未来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可控性。

更为重要的是，未来社会，我们必须培养技术社会运行的“互体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的交互过程，实现此物与异在物之间的相互认证，丰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技术发展不是唯人类中心，而是强调要尊重异己的存在，通过缓和价值冲突实现和谐共生。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要充分发挥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之间的“互体思维”，明确其价值取向，实现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共存与平衡。

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转基因技术将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既然不可避免，那么预防性的、前瞻性的责任伦理研究就应该走在技术的前面，设立和完善专门的伦理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审查和监管该技术的研究、试验、应用，使该技术的发展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法律法规的约束，在实践层面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正面价值，抵消负面价值。